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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删的长征日记:等人要开公司经营天下趣闻(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时间:2019-12-01 03:12

  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讫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2,“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也是事实,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离核心层较远,而这方面的内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

  3,最重要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写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颖超等;他们才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不会把这方面内容向外界(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谈话时,也没有去展现他和博古、张国焘等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中央、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局委员,是中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而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取得过许多重大战绩,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厉行极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行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有着巨大约束性的前提和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这个时候国人对和红军的认识受到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的影响,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军队的长年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大公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和红军畏之如虎。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长征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军医,细致叙述了和红军的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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